1998年2月23日。深圳会堂。

    一位曾是副厅局级的党员领导干部面对着一千多名掌权者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痛说自己前非：

    “我走过了59个人生春秋，有好的开头，但结尾却是败笔。本来再过一年我就可以功成身退，和老伴儿孙们尽享天伦之乐，安度晚年，可耻、可悲的是，我从自己热爱的、辛勤工作一生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不是退在家里，而是退在高墙铁窗之中……我千百次地后悔，但来不及了！”

    “人生，失去自由是最大的痛苦！在看守所里，面对铁窗高墙我除了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问题，就是经常捧着我喜爱的小孙女的照片，一边看，我就一边流泪。”

    “在深圳工作的领导干部们啊，千万要以我为鉴，不要步我后尘，要珍惜个人的历史和荣誉，珍惜今天的生活，珍惜美满的家庭，要珍惜自由哇！不义之财一分一厘也不要去贪去占！”

    那一天，深圳会堂庄严的主席台中央，深圳五套班子负责人一字排开。台下是全市处以上领导干部，就连市一级的领导也几乎无人缺席，以普通党员干部的身份，齐刷刷地坐在台下的前几排，全神贯注地在听一场特殊的“报告”。

    报告人曾经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是从他们行列中跌入深渊的经济犯罪嫌疑人。会议的名称：“深圳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

    今天这位被作为反面教员的人物，昨天还是记者追踪采访的人物。

    他，就是原深圳市社会保险局局长邱其海。

    他曾经创造过一番显著的业绩。深圳的企业早几年已经不再为职工养老、医疗等等包袱所累了，原因是深圳率先在全国进行了社会保险的改革。他最初作为劳动局副局长分管这项改革，后来，养老保险从劳动局、医疗保险从卫生局分离出来，成立社会保险局，他被委以重任，担任局长。“个人账户，社会共济”的社会保险模式被全国各地所借鉴。

    这位推进改革的功臣，竟在短短几年里，蜕变成贪污腐败群体的“领头羊”。

    8·18大案，牵涉到局、处、科级干部10人，其中局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7人、科级干部1人。挪用公款、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目前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7人。其中，涉嫌受贿数十万元的深圳市社会保险局原局长邱其海；涉嫌贪污受贿数百万元，挪用社会保险金上千万元的深圳市社保局直属处原处长张甲袖；涉嫌与他人共同贪污公款数十万元的深圳市社保局物业管理公司原副经理（副处级）雷玉珍等3人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依法逮捕。

    深圳“8·18”案是从扑朔迷离中开始的。

    去年上半年，深圳市纪委接到群众举报：深圳市社保局有关人员有贪污行为。纪委派人前去调查时，一个疑窦显露在办案人员面前，社保局直属处有一大笔资金在银行转来转去，从这个银行又转到另一个银行，又从另一个银行转到公司，而且流入的都是私营企业。

    开始，银行一方守口如瓶，不允许查账，也不提供证据。

    很能迷惑人的是，这笔资金连本带息都回来了，表面看来没有给社保局带来什么损失。但是办案人感觉其中肯定有问题。社保局是政府授权主管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养老、工伤、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机构，管的是“养命钱”。这款应该是专款专用，为什么在与社会保险事业无关的事情上流来流去？

    在进一步追查当中发现，这笔巨大的款项，最后都落到一个名叫“亚力斯公司”的账上。

    “亚力斯公司”是何许公司？为什么这笔款都流到那里？这成为办案当中的一大疑点。

    在追查亚力斯公司时，又发现进出款都是盖着“张凯甲”的私章。张凯甲是谁？与社保局直属处处长张甲袖有什么关联？但这家公司法人代表又明明写着是A。

    张凯甲是什么人，A不肯说实话，支吾搪塞说张凯甲是个打工的，已经离开了公司，无法联系。

    搞清张凯甲定能柳暗花明。办案人员经过一场艰苦的攻心战，终于确认：张凯甲就是张甲袖。

    张甲袖与亚力斯公司是什么关系呢？原来那就是张甲袖的公司，他把自己的表弟A注册成为法人代表。

    取得上级银行领导的支持后，突破了基层银行的障碍，办案人员不怕艰苦，查阅20多麻袋布满灰尘的票据后，案情有了进展。

    张甲袖的权限范围有几千万元资金的审批存放权。这笔款令一些想通过各种名堂赚取不义之财的人垂涎欲滴，千方百计靠近他，恭维者接踵而至。

    深圳南头一公司的B女士对张甲袖亲近有加，她想从张甲袖那儿拉存引贷从中渔利。在进入实质性阶段前，B女士先给了张一个甜枣：3万元现金，要求张为她向一银行存2000万元，银行支付高利后与张七三开，自己要七成。

    张利欲熏心，坚持自己要拿七成。虽然B女士不大情愿，但“财政大权”在张的手里，只好表示让步。张将他支配的社会保险金一次性打入某银行2000万元。银行给了B女士110万元。B女士只付给张30万元，其余80万元B女士占为己有。

    张没有得到他要求拿到的比例怎么就会善罢干休呢？曾多次催要这笔钱。B女士说是因为张占了她的便宜，死活不给。张对此有口难言。

    张甲袖的经历增大了案件侦破的难度。他是在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团职干部，在部队当了多年管理物资的处长，处理账目滴水不漏。张是个贪婪又很强硬的人，当没有拿出证据之前，他矢口否认，把自己说得很干净。

    “你为什么收人家的钱？”当掌握B女士的证据之后，办案人先放了一个烟幕弹给张。张像挤牙膏似的仅仅坦白收了B女士3万元，向银行转款一事闭口不谈。

    “放张甲袖回去，以观动静。”专案组采取了这一措施。

    精于算计的张甲袖产生了错觉，以为专案组没掌握什么问题，回去以后便开始翻供，想把那已经承认的3万元翻掉。他找来会计做了一张表，表明3万元是处里搞活动发给大家的奖金，他授意自己管辖的直属处的13个人每人签名，然后把这张表送到市纪委，说当时承认这3万元是被逼的。

    “刚刚承认又来翻供！”办案人员气愤已极：“让他回来接受审查！”

    “3万元果真是发给大家的奖金吗？”当与13个人分别谈话时，个个承认是张让他们签字的。

    案情进行到这一步，有一种论调企图影响办案：社保基金没有丢，国家也没有什么损失，不算什么大问题。办案人员查证结果证实这种论调是错误的，社保基金也并不是没有丢。

    张甲袖曾从医疗保险基金中支出200万元借给惠阳一家公司，借款到期后，只追回65万元，余下135万元追不回来。

    张甲袖还伙同另一位犯罪嫌疑人将50万基金打入一个账户，合伙炒股票，最后血本无归。

    张甲袖一案呈送给刚刚上任的深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统书。他意识到查处此案意义重大：深圳有基金几十种，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基金如果管得不好，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的稳定、干部职工生活的保障，关系到各行业的顺利发展。通过解剖典型，规范基金的管理，才能确保基金的安全！

    李统书向市委常委会作了汇报。市委领导态度很坚决：坚决查处毫不含糊，清除隐患，保卫社会保险事业。立即成立联合办案领导小组，由李统书任专案领导小组组长。

    成立联合办案组这一天，是8月18日，于是把这件大案定为8·18案。

    张甲袖一案是8·18案的突破口。一个老案成为8·18大案的重要线索。

    8·18案立案后的一天，办案组成员来到深圳社保局长邱其海的家里，邱去广州出差了，邱的老婆在家。来人交代说：邱其海回来后，让他到市纪委去一趟，有关张甲袖一案要与他谈一谈。

    邱从广州回来，马上到市纪委来。这时的邱其海带有十足的局级干部的风度与架子。落座之后，点上一支烟，谈笑风生，还热情地说：晚上请你们吃饭怎么样？

    办案人员宣布：“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组织上决定对你进行审查。”刚才洋洋得意的邱其海脸色立刻由晴转阴，再没了那个威风，一言不发了。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也为了安全起见，办案人员把邱带到一个宾馆，与他形影不离。邱其海心情异常复杂，处在坦白交代与不坦白的矛盾之中。邱其海手摸白纸，眼望天花板，写几个字就撕掉，写几个字就撕掉，十多个小时一个字也没交代。邱不断地打嗝，不停地上厕所……

    “让你自己谈，并不等于组织上不掌握你的问题，你自己主动交代结果是不同的。”询问邱其海好比一场智斗。办案人员采取攻心术，向邱强调政策。邱首先交代的是组织上已经有所掌握的情况。

    实际上社保局的问题东窗事发是在社保局外部。1996年7月，深圳南山区检察院查处一起非法集资案时，就已经牵涉到邱其海的问题。

    事情发生在1994年3月，南山区×公司要融资拆借2000万。C女士认识深圳社保局D副处长。D副处长坦言要办这个事必须搞掂局长邱其海才行。D副处长带着C女士来到邱其海的家先来摸底探路，这次来只带了手表之类的礼物，邱其海流露出帮忙的意向。

    邱没签字也办不成啊。又一天，D副处长带着C女士开车来到邱家楼下。此次C女士是带着“重磅礼物”7万元现金来的。送钱这事一对一才避嫌，于是C女士将包好的7万元交给D副处长，C女士在楼下车里等着。D副处长把钱放在邱家茶几上，对邱说：这是C女士送你的东西。

    邱没有什么客套，心里明镜似地收下了。

    收了人家的钱自然为人家办事，按照C女士的要求，邱大笔一挥批准将社会保险基金向一银行引存2000万元。上行下效，这一次D副处长也收了C女士2万元，副处长办的事也绕不过处长，E处长得到3万元的犒赏。

    南山区检察院查办这一非法集资案牵涉到C女士。C女士坦白了向邱等人行贿的数额。当时正处于深圳市社会保险局和医疗保险局合并的关键时刻，有关部门担心负面影响太大，决定此案待时机成熟时再深入调查。可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当D副处长得知C女士被审查并供出了向他们行贿的事之后，对邱说：C女士出事了。邱马上显出慌乱的神色：C出事了，给我的7万元怎么办？这时D副处长才知经他手拿给邱的一包东西是7万元。

    邱深知一旦有个闪失，后果将不堪设想，再不是权力巨大的“上等人”，而是一钱不值的“草寇”。他马上将D副处长、E处长都带上，开车离开深圳到了惠州某宾馆，着手订立攻守同盟。邱设计了3个方案：一把7万元在社保局作账；二退给C女士；三把3个人得的钱集中起来交局纪委，表示主动。

    结果，这笔受贿款真的交到了局纪委。但是按照法律，动一分钱都构成挪用，这种补救改变不了问题的性质。

    其实，邱经D副处长的引荐，曾多次以存引贷。D副处长共代转别人行贿的现金20多万元给邱。邱自白道：每一次我都会三言两语、轻描淡写、言不由衷地批评几句：不该随意收别人的钱啦，这样不合适啦。实际上我心里觉得很高兴。我对钱的欲望已经越来越大，越大越贪。最终不仅自己严重违纪违法，还影响了属下一部分干部，上梁不正下梁歪。

    邱的心理防线被冲破之后，求生的欲望很强烈，他开始主动交代，一天晚上一古脑地交代出27万元的受贿过程。

    1993年3月，是邱第一次下水。

    深圳一家公司的一个熟人约邱与他的老板见面吃饭，吃完饭还专门带邱到他们公司参观，说他们想新建一幢楼，缺些资金，希望社保局引存一点钱。邱考虑他们实力还可以，又是通过银行办贷，于是答应给他们引存2000万元。

    过了3个月，这个熟人在一天快下班时到邱的办公室，送给邱10万元人民币现金。当时邱说，这样不好，这样搞会出事的。来人说，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关系，这钱是老板给我买房的，我转给你。听他说完，邱感到2000万元本息走不了，公家没有受损失，再说又是他自己的钱，收下来问题不大。事后，邱总怕出事，又先后两次问过他，此人始终说是他自己的钱，邱也就心安理得起来，自认为帮了他们忙，他们感谢一下也是应该的。后来那熟人又给了邱一个10万元人民币存折，邱也收下了。

    邱自白道：我是在1992年担任市社保局局长，掌握了全市社保工作的人、财、物的大权之后逐步演变的。

    当工作有了较大进展，手中掌握着数十亿元的基金后，关注我的、围着我转的人就多了起来，各种应酬也越来越频繁。这些人大多是老同事、老领导、老部下、老熟人，请我吃饭，要求我在经济上支持一点，帮助一点的各种请求也一个接着一个。庸俗的人际关系也开始进入我的观念中，我热衷于结交一些有权、有钱的人，大家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拉拉扯扯。

    这些老朋友、老同事为什么那样热心跑来找我？为什么那样慷慨地送钱给我？无非我是一局之长，可以利用职权或工作上的方便为他们办事，为他们谋取非分之利。他们“出小利，得大利”，我则是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我要向有职有权的人们提个醒，社会上有很多人盯着你手中的权力，他们同你拉关系，他们请你吃喝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盯住的就是你手中的权，目的是要你帮他们办事，谋取非分之利。你今天吃他一顿饭，明天收他一份礼，后天收他一个红包，吃人家的口软，拿人家的手短，怎么好意思不为人家办事呢？对不经劳动所得的不义之财，收了也不感到耻辱，好像别人送钱是应该的，将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作为换取金钱的商品。

    邱不断聚敛财富之后已经开始没了安稳日子。

    在邱参加深圳市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十五大文件第一期学习班时，F先生的到来使他几乎吓破了胆。

    F先生说：纪委找我谈话了，要我退出存贷的高利息，你拿的19万元要退给我。

    邱犹如五雷轰顶。他不是怕退钱，而是怕暴露了自己！

    邱与F之间是两个局级干部权力与金钱的交易。F先生曾是深圳市一个重要部门的局级领导干部，F与邱都曾是深圳社保体制改革的领导成员，有着密切的工作往来。

    有一次F来到邱办公室，要求邱为他引存1000万元。邱想，大家都是老熟人，又是从机关下去的，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事成之后不久，F来到邱办公室送给他人民币10万元，邱如数收下了。后来邱又帮他引存了人民币200万元，为F办理了1000万元人民币续存一年的手续。F又送给邱2万元港币和5万元人民币。

    邱其海在退款时自己不出面，派他弟弟出面退。他弟弟又不认识F，怎么办呢，设立了一个暗号，邱的弟弟手里拿一张报纸，约定在一个酒店里进行。为钱的数额邱与F之间还闹得不亦乐乎。F说给邱19万元，邱说F只给他17万。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没有第三人作证，最后邱只退给F17万元。

    邱与F过去的同志、朋友的关系，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邱在忏悔时说：尝到了甜头后，我就产生了一个错误认识，认为搞市场经济钱是老大，有了钱就有了一切。我支持、帮助他做生意赚钱，他们给我回报也是应该的。

    邱变得愈发胆大妄为，张开大口什么样的钱财都想收、都敢收。

    1995年三四月间，社保大厦土建工程快完工，有天下班后，邱去工地查看工程质量。在工地转了一圈，正准备回家，工地负责人留他吃饭，邱说我还有事，以后有空再说吧。工地负责人拿了两条555香烟给邱，邱回家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10万元人民币。当时邱想：这么大的工程交给他们干，我也没要好处费。他多次提出过要帮我装修房子，我都没有答应，现在工程快完了，可能是他从奖励基金中拿来报答我的。邱为自己想出许多收钱的理由：我并没有为他办事，是他们主动给我的；我家里有病人，正急需用钱；谁也不知道。邱自我安慰放心大胆地收下了。

    事发之后，他面向台下过去的同仁感慨道：我生活工作在深圳经济特区，已进入小康之列。生活环境、工作待遇令内地人向往。俗话说，知足者常乐，我却因不知足才落到这种处境。

    邱其海本是老革命的后代。父亲早年参加东江纵队，把他托付给一位老人带到深山避难。在深山里日不见阳光、夜不见灯火，吃野菜、穿麻包袋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后来是党和政府把他送进学校读书，把他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培养成一个党的领导干部。

    干了违法的事，自然就心虚。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邱的脖子上戴起了一个红线绳吊着的玉制“护身符”。办案人员在送邱去监狱的路上，邱从脖子上摘下来一个“护身符”，请办案人员转交老婆，他说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

    金钱使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局级干部的信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深圳8·18案引来社会各界人士的评述。

    深圳大学陶一桃先生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每隔一段时期我们的党都要进行大规模的、严厉的反贪污、反腐败的运动，这似乎成为了一种周而复始的规律。“整肃”运动只是一把割韭菜的镰刀，极具“生命力”的贪污现象在稍微失去了强力的外界抑制之后，又会像并未被挖掉其根的韭菜一样再度滋长起来。

    腐败来自于行政力量对市场的管制，以及由此带来的货币与权力交换的可能性。西方经济学家们把这种行为称为“寻租”。行政权力对市场的管制，是“寻租”行为产生的关键。现代寻租理论中，把一切利用行政权力发横财的行为称为寻租活动。223年前，美国费城出版的名为《常识》的小册子中，作者托马斯·潘恩有一句最令人清醒的话：“如果没有人监督，对国王是不能信任的。”我们只有制定防御机制，才有可能真正遏制腐败。

    深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统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纪检工作就是要起到党的保健医生的作用。社会保险金的管理，是有严格制度的，但就是不执行，而是将之用来搞关系、徇私情、捞好处、收取高额利差、设立小金库，致使一个局处级干部就可以随心所欲支配大笔大笔的资金，最终把自己送进了钱的绞索。要用强制性的措施来遏止他们的非份欲念，要架设一条“高压线”，触之则倒，踩之则亡。

    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子彬在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奉劝在坐的领导干部，要深刻铭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个哲理：当我们尽职尽责，尽心尽力为人民办事的时候，人民就会拥护和支持我们，就会托起我们的“船”到达光辉的彼岸；如果我们背离党和人民的利益，以权谋私，践踏纪律、法律的时候，人民就会把这只船掀个底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