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一个英雄，如果在他死后很长的日子里，还常常被百姓记住并效仿，他一定是个真英雄。“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     索南达杰就是这样的人。     4年前，在可可西里5000多米的雪原深处，原青海治多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只身与18名凶恶的偷猎分子搏斗，被罪恶的子弹夺去了生命。1995年深秋，我在治多，浸润在悲壮的氛围里，写了索南达杰，写了紧随他的杨欣———《血染的希望》。     这几年，我不止一次听到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对我说，就是知道了索南达杰，才走上高原的……     因此我认识了这些有血性的男儿女儿，这样的人也许已经所剩无多。

    深秋，楚玛尔河沿。

    可可西里的夜空，静谧深邃。楚玛尔河水静静流淌，因为天太旱，宽大的河床里只剩下了不足两米宽的流水。这是万里长江的北源。

    一支志愿者队伍悄无声息来到这里。

    他们一行9人是昨天上来的，杨欣是当然的领队。9个人带来了一幢鲜红的活动房屋，他们的使命是在这昆仑山下、楚玛尔河畔，建立起长江源头的第一座自然保护站。

    3年前，也是中秋时分，杨欣率一支长江探险队从源头漂流而下。这时索南达杰已经于9个月前牺牲在可可西里，藏胞们四处传扬着他的事迹。在治多县索南达杰家中的灵堂前，杨欣压抑住内心的激动，将一盒月饼供奉在死者灵位前，默默地对着索南达杰的遗像说：“中秋节了，兄长你慢慢受用，我还会来的，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好男儿一诺九鼎。3年中，杨欣一次又一次奔波于深圳—北京—青海—四川，一遍又一遍地在政府官员、科学家、企业家和新闻记者们中间游说，为的是制订方案，募集资金，实施一个对长江源头完整的保护计划，完成索南达杰的遗愿。

    这个名为“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的计划，包括在5年内，在江源区建立起4座自然保护站，与当地政府合作对区内野生动物和生态进行强制性保护，组织科学考察，建立野生动物收容站，建立高原冰川冻土植物园，促成国家级长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最终实现对江源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全面保护。第一座站就建在昆仑山口，名字就叫“索南达杰站”。

    1995年夏天，这个计划只是几页纸。后来纸上有了领导同志表示支持的批示，有了大红印章。但是，最缺乏的资金仍然没有着落。

    第二年春天，梁从诫先生来到深圳，径直就进了市长办公室。梁先生是名人之后，全国政协委员，还是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会长。李子彬市长是清华毕业的，与梁先生多少有点渊源。

    “李市长，你们深圳不简单，有人才啊，喝着珠江的水想着长江的事，杨欣是深圳人的骄傲，你们父母官得支持啊。”

    梁先生是来化缘的。

    到底是深圳的市长，几天后，李子彬批给杨欣30万元人民币。

    杨欣大喜过望。

    1996年夏天，杨欣率一批首都和深圳等地最有影响力的传媒记者和科学家上青藏高原，他们带去了一块石头，在昆仑山口为索南达杰站奠基。杨欣计划通过新闻报道扩大影响，在民间继续募集资金，把后续工作做完。

    也许上天觉得杨欣的磨难还不够，也许觉得杨欣还有什么事没有做好，反正这个计划彻底落空。铺天盖地的新闻轰炸竟然没有产生任何效益。

    这以后的日子成了杨欣最难熬、最困窘的日子，原来答应资助他的人自己也遇到了麻烦，杨欣连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

    杨欣的脑子里又翻腾着原来的主意，再去漂虎跳峡？或是卖血？

    有位画漫画的朋友找到杨欣：“杨欣，你的最大的财富是你的经历，6次长江飘流的经历。把它们写下来，然后卖书，这样，你就能先盖起一座小房子，然后再往下做。”多少人曾经劝过他写书，他总觉得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使命，没有时间坐下来。可这次杨欣明白，这是最后一条路，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他把自己强按在桌子跟前，翻开从前的日记和图片，清理资料，清理思路。他并不太擅长写作，但是那些在大江浊流中、在古漠荒原上用生命写就的日记就是最好的文字。一个半月后，他把书连同100多幅珍贵的图片一起交到了朋友手中。

    那本书的后记有一个标题———“并非我一个人的书”：

    “朋友带我去广州找到岭南美术出版社的曹社长，当曹了解到我要用卖书的钱建保护站的情况后，深受感动。亲自审阅了这本书稿，答应尽全力帮助我在7月底出书。深圳青年平面设计师李开辉先生提出书中封面、彩图、插图由他免费设计，并赞助制版；农夫先生免费设计印刷这本书的宣传海报，李勇先生免费印制书中图片；画漫画的朋友更是忙前跑后，筹集印书款项，联系印刷厂与全国各地的发行部门……今天这本书能印出来，已非我个人的作品，它已溶入了许许多多关注长江、关注中国环境保护人士的心血、汗水和希望。”

    紧接着，杨欣将《长江魂》一书作为抵押，向香港民间环保组织“地球之友”借款，然后向深圳厂家订货，要求与中国南极站一样的式样、一样的材料、一样的质量。厂长只收了杨欣8万元的房屋成本费。

    1997年夏季是北京最为炎热的夏季。8月，在国家环保局的会议室里，杨欣的《长江魂》一书终于有了首发式。那天会场上的气氛与外面的温度不相上下，这本标价23元的书在那个会场上价格被抬到了每本100元，人们慷慨解囊，戏称梁从诫先生哄抬物价。

    金辉那天也在会场上，他是北京军区的创作员。会后，他找到杨欣，软磨硬泡，要求上山建房。杨欣打量他半天，觉得他太文气了，一个劲摇头。金辉说，我去过西藏的墨脱，知道吗，全国惟一不通公路的县，徒步走进去的。我当兵写字作文之前还是个四级电工。

    这个四级工后来真的派上了大用场。

    我很久都听不到杨欣和他的志愿者的消息。到了1997年岁末，“自然之友”的朋友在电话里说，你为什么不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搞了一个多么好的演讲义卖活动，在首都高校，天天讲，整整一个星期。

    讲什么？卖什么？

    卖书啊，讲长江源头可可西里，讲索南达杰……

    都谁讲？

    杨欣，金辉，梁先生，还有一位从山西来的警察。

    警察？他来干什么？

    你真应该去采访他，他叫王卜平，是榆次的警察。

    他从此再也不摸猎枪

    我连夜去了榆次。王卜平开着一辆警车来接我，那警车车身上落了厚厚一层土。王卜平自己开车。“我就是开着这车上的可可西里，看见没有，车上的土还是青藏高原的土呢。后面让我改造了，这车原来是拉犯人的。”我扭头打量了一阵后面，座椅全被拆了，垫成了一个高高的平台，睡两三个人不成问题。

    “没错。”王卜平说，“我们晚上就睡在这儿。”

    王卜平今年40整，下过乡，当过兵，复员后就到榆次当了警察。他曾酷爱狩猎，复员费没干别的，只是买了杆好猎枪，把老爹气坏了。他说他曾经是个好猎手，在榆次小有名气。那年月，家家日子都挺紧巴，可他家桌上从来没断过肉，野鸡、狍子、野兔，都是他枪口下的猎物。

    80年代最后一个春天，早晨，他和朋友又上了山。太阳刚刚升起，两只狍子撞枪口上了。砰砰两声枪响，一只狍子撒开蹄子飞似地跑远了，王卜平枪下的这一只似乎愣了一下，却趔趄着一直向猎人跑来，跑到他跟前，卧在那儿，两只哀怨的眼睛直直地看着王卜平。慢慢地，眼神越来越黯淡，最后终于闭上了眼睛。王卜平也一直盯着眼前这只幼小的生灵，眼泪慢慢流了出来，我这是干什么呀，作孽啊！

    1994年，王卜平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第一次领略了柴达木盆地黄沙万里的壮阔场面。可他没有一丝的浪漫或喜悦，他觉得，从前这里一定是水草肥美，森林茂盛，不然今天这里不会油井林立。是古代屯垦戍边过度才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他从此惦记上这片高原了。第二年秋天，他又去了格尔木。在格尔木租了一辆车，往南走青藏公路，一直走到楚玛尔河边，车坏了。王卜平下车走下公路往西，他想看一看长江的北源是什么样的。河沿上有稀稀拉拉的小草，草丛中有很多沙子。这沙子一定是从别的地方刮过来的。王卜平想。肯定是周围的沙漠往这里推移了。他突然感到了一种危机正在逼近。

    又过了几个月，王卜平第3次上高原。这次他在格尔木住了3个月，每个月花50元钱租了一间小房子，一有钱了就往可可西里跑。

    “我老是惦着它呀，根本控制不住自己。4月份上面还是冰天雪地。下车一看，完了，沙子没了，下面的熟土露了出来。7月再去看，鼠兔特别多，把草原撕开了很多口子，熟土就都被刮跑了，草还能长吗？紧接着这里就会成为一片沙漠。山西这里有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山都秃了，平常没水，可如果来雨了，能把石头冲得满地跑。那次去，可可西里下雨了，楚玛尔河的水是红的……”

    从青海回到山西，朋友们问他，青藏高原怎么样？他长叹一声，“那不能提……”说着就哽住了。一米八几的北方汉子一说起高原就要流泪。朋友们说他有病，黄河边上的人惦着长江的事，吃饱了撑的。王卜平发现自己变得小气了，花钱得算计着花。“我就是觉得自己应该为长江做点什么，钱要用到正道上”。王卜平开始着手他的“长江：SOS”计划。到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件事中来，包括他的领导和同事。三位农民朋友给他凑了20万元钱买了一台专业摄像机，他要把长江源的情况拍下来，让世人都知道：长江，正在遭受劫难。

    1997年的大年初三，王卜平再上高原。他说他是为了让自己适应可可西里最冷最缺氧的季节，而且动物也都是在这个季节出没的。在格尔木，他找到了一位志愿者冯平，那是他的邻居。

    “我初五到的，10点钟从格尔木出发，我又到了楚玛尔河，几个月，又不一样了，一次比一次惨。一个地方的植被破坏了，沙子到别的地方，又把草压死了，然后就把熟土刮走了，一块地方又完了。”

    再回到榆次的时候，就有朋友拿着一份一年多前的中国青年报来找他：“唉，我们到处都找不到你，你看，这里有一个和你一样的人。”他说的是杨欣。读完报纸，王卜平心里一阵发热：有人做在我前头了，我就算是个后来者吧！

    7月17日，他开着自己那台改装过的警车，带上50公斤大米和25公斤白面，直奔格尔木。他和冯平一人一台车，进了可可西里，一猛子就上了5400米的可可西里腹地。

    “我曾经问过一个回民，在哪里能看到藏羚羊，他说就在卓乃湖和库赛湖附近，他曾经一晚上打过600多只，全是母羊和小羊。我们就奔那儿去了。只看见几只藏羚羊。我在可可西里南部一带拍到了一个大的野驴群，就是因为气候干燥，没有水喝，没有好草吃，野驴的个体很小。有一只小驴为了争水被踩断了腿。我一直在想，这群驴大概也快完了。我们在里头转了23天，大的动物不多，可鼠兔多极了。我作过一个统计，100平方米的范围里，有116个鼠洞。抽一根烟的功夫，就在与我两米远的地方，鼠兔进进出出五六只。我听说，现在偷猎的人已经不用猎枪了，改用毒药。这些毒药把鼠兔的天敌狼啊、狐狸啊、猞猁啊，都毒死了。唉，看着这些，我就像死过一回似的，长江就这么完了……”

    坐在我跟前的王卜平说着就哽咽了。

    9月4日，王冯二人结束了在可可西里的夏季拍摄，回到青藏公路上。王卜平忽然起了个念头：我们去昆仑山看看吧。两人掉转车头往东北，向昆仑山方向开过去。快接近山口了，公路边上几个人正忙活着钉板子，架钢梁。唉，这是干什么？再定睛一看，一条横幅上写着“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

    啊，一定是杨欣！

    王卜平一给油门，径直把车开到了一位大胡子跟前停了下来，他跳下车，向大胡子伸出手：“贵姓？”“姓杨。”“杨欣？！”

    志愿者的队伍因此成了11人。王卜平有一台摄像机，正好把这个极为难得的经历记录了下来。这次，杨欣一个记者也没请，一台摄像机也没带，却由王卜平补了这个缺憾。

    11名志愿者分别来自北京、深圳、四川、山西和青海，他们是杨欣、金辉、谢晓辉、朱永、方雷、何国雄、周学华、李朝辉、王卜平、冯平、彭浠熙。这是真正的志愿者，没有一分钱报酬不说，所有的路费、饭费、住宿费全得自己掏，因为杨欣把那8万元钱的房费交了之后，连自己的差旅费也没有了。预算里没有包括志愿者的生活和交通费用。而且，他们所在的企业得为他们的“旷工”扣去他们的工资和奖金。

    8月24日，9个人先到了西宁。在西宁试装活动房，到了可可西里，哪怕是少个钉子也不行啊。对每一分钱掂量了又掂量，自己买材料自己加工铝合金门窗。定做的“索南达杰站”五个铁皮大字，因为太薄，难以抵抗可可西里的狂风，只能报废，杨欣心疼得唏嘘不已，最后是金辉自己写，自己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周学华带了差不多一万元钱，除了自己的吃住行，大家用的炊具副食也多是从这里出的。

    从西宁往格尔木去的列车上，女列车员觉得这群人整个一个胡吹，说什么也不相信这年头还有这样的人，最后却慨叹：这辈子有这样的经历，也不枉到世上走一遭了。

    在西宁时，9个人已经有两个人病倒了。谢晓辉扭伤了腰，朱永摔断了肋骨。等到了格尔木，李朝辉又得了重感冒。去过高原的人都知道，在这里，感冒是有生命危险的。医生严禁他们上可可西里。可谁也没有把医生的话当回事。

    9月3日，保护站工程正式开工。

    这里的海拔是4600米，从平原来的人，哪怕只是上层楼，只是拎一件行李，都会累得呼哧带喘，何况上梁盖房。

    第二天傍晚，在王卜平、冯平加盟之后，杨建华背着一个背囊赶上来了。这个看起来秀气文弱的小伙子曾是深圳一家国际烟草公司的高级雇员，月薪极为可观。听说了杨欣的事，就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干烟草行业了，两年中，除了挣饭钱以外，所有的时间都搭在“保护长江源”上了。这次，他考入了英国伦敦大学的研究生，在北京一拿到签证就往高原赶。他说来得及，机票是9月15日的。

    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的7位同志也加入了建站行列，西部工委本是索南达杰一手创立。

    金辉记录下了那些日子：

    “缺氧首先是使你头昏，继而头疼、恶心，长夜难眠。多数人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及平常的一半，夜间睡不着，白天昏沉，干活稍猛一点，头痛就立竿见影，杨建华也许是为了弥补什么，一上来就使劲干，结果晚上吐得一塌糊涂。朱永和谢晓辉靠一种藏药“止痛贴”撑着，一天一剂直贴得皮肤溃烂。方雷和小雄一休息就抱着脑袋喊疼，可是一干起来还是照样。所有的人都被高山反应折磨着，只有杨欣，没事人一样，每天早晨总是第一个起来，把一大壶水烧开之后再叫大伙起床，他一天干到晚，还到处张罗。上顶盖那天，杨欣终于病倒了，上吐下泻，眼发虚腿发软，他还是晃晃悠悠地提开水，递工具，只过了一天，他就又成了没事一样的人了……”

    7天7夜超乎常人的艰苦工作，终于建成了长江源第一座自然保护站，那所鲜红鲜红的屋子顶上，“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9个鲜红的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在落成仪式上，西部工委书记扎巴多杰向每一位志愿者献上哈达。他向杨欣、向所有的志愿者表示感谢，他说他会像索南达杰一样，在需要的时候献出生命。

    朱永说，这次参加义务建站，对自己犹如一次灵魂的洗涤。

    金辉说，面对这片伟大的土地，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能够不断吸引更多的人一起来做，即使我们自己见不到海晏河清的那一天，我们的后代也一定会感受到我们今天努力的成果。

    我一直没有见到杨欣，不知道在那一刻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但是，对于杨欣来说，整整13年，他把自己的全部青春交付给一条大江，在付出了那么多的鲜血与泪水、真情与豪气之后，在梦想终于变成现实的时候，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的。

    9月14日，全体志愿者班师凯旋。

    可是媒体静悄悄的，一家有关环保的报纸发了一张保护站的图片，下面加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解说词。梁从诫先生怒了，他给总编辑打电话：“你知道保护站是怎么建起来的吗？什么叫‘可望落成’？”

    梁先生旋即给杨欣打电话：“你们到北京来，我给你们组织演讲报告会，咱们一个大学一个大学讲，一个大学一个大学卖书，卖书还钱！”

    此时的杨欣，已经债务累累。

    10月，杨欣分别在深圳和成都等地举行了多场演讲义卖会，反响极为强烈。

    11月，由杨欣、金辉、王卜平和梁从诫先生共同组成的报告团在北京高校中开始了演讲义卖活动。

    杨欣先讲源头的沙漠化：

    长江源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80年代，随处可见几十只上百只的大群羚羊奔逐嬉闹，野牦牛悠然自得。而每年几万、十几万的偷猎采金分子让这里成了屠场，到处可见的是动物的累累尸骨。在通天河畔，1986年看到的是绿色的河滩和绿色的草坡，而1994年，绿色全然没有了踪影。通天河北岸形成了一条长达40公里的沙化带。前后也就7年时间，南岸山坡上的草场也在迅速退化，沙丘的形成已不需要多长时间。也许在我有生之年再来通天河漂流，会在墓地一样的沙丘中穿行。

    王卜平对着台下的人们发问：你去过长江源吗，你到过黄河源吗？如果你去过，那就是你见到的最美的景象，你只要记着她就够了，千万别再去，因为那是一条不能回首的路。如果你再去，你就会像我和杨欣一样，为她流泪，为她悲伤，为她呐喊，为她舍去一切……

    平日里从不爱激动的金辉此刻却饱含激情：

    ———长江脏了。人们把她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下水道和流动垃圾场。沿江几万个污染源日夜不停地向长江倾泻着肮脏的物质，长江每年接纳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已近200亿吨。仅攀枝花、重庆、武汉、南京和上海这五大城市排放的污水，在长江干流就形成了累计长达500多公里的污染带；

    ———长江丑了。历史上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曾高达60％－85％，1957年，下降到22％，到1986年只剩下了10％。沱江、涪江、嘉陵江等几条长江主要支流流域的川中53个县，覆盖率大多不到3％，其中19个县不足1％。从金沙江到岷江，沿途几百公里河谷的茂密森林已荡然无存，砍光了林又耕种，从山脚一直垦到山顶，流域上下，到处是连片的光山秃岭；

    ———长江浑了。植被破坏的结果，必然是水土流失加剧，河流泥沙含量增加，水旱灾害加剧。1957年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36．38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20．2％，到1986年，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一倍多，达到73．94万平方公里。就水土流失总量而言，长江早已超过了黄河；

    ———长江萎缩了。长江中下游发育着我国最大淡水湖群，洞庭湖在1949年面积为4350平方公里，经过35年的泥沙淤积和围湖造田，到1984年面积和湖容缩减了一半以上。湖北素称“千湖之省”，1949年，全省有1066个面积在0．5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到了1977年，只剩下326个，1985年，只有192个，锐减72％，损失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

    ———长江神经了……

    ———长江衰老了……

    对现代中国而言，再没有什么比失去这样一条山清水秀的大江更为悲哀的事情了。

    梁从诫先生的话里充满了一个长者和科学家的理性：

    不要迷信科学是万能的，不要迷信人定胜天，人是大自然之子，人与天不是对立的……

    在北京7所高校演讲之后，他们四人来到了海淀区的一所中学。400多名学生听完了报告，当场就买了300多本书。校方很快决定，通天河自然保护站我们学校包了。第二天，一位孩子的家长听说了这件事，拉着杨欣他们打听：建一个站得多少钱？杨欣说，把房子搭起来差不多要十几万，再配上太阳能等设备……那位家长痛痛快快地打断他，那就20万吧，我包了。

    梁先生说，我更希望这个站是由大家你一块、我10块这样凑钱建，让大家都来参与这件事。校领导说，等明年春天，你们再来，我们把孩子们的家长都召集来，他们都会参与的，会有人捐车、捐通讯设备。这是好事。

    于是，设在通天河畔的自然保护站又有了着落，这是杨欣计划中的第四个站。预计在2000年建成。

    “自然之友”决定负责第三个站，也就是长江南源当曲自然保护站的建设工作。杨欣一行人在“自然之友”的演讲会之后，到会的会员一天捐了15000元，这些会员多为薪水微薄的知识分子。

    那么第二个站呢？

    1997年的圣诞节前，我在香港给“地球之友”的吴方笑薇女士打电话，想采访唐古拉站的情况。吴女士十分热情，“你来吧，什么时候都行。”

    两年前，吴方笑薇被邀请到深圳参加一个报告会，主讲人就是杨欣。听完了杨欣的报告，她被深深地打动了。

    “长江的事情不是长江源人的事，也不仅是青藏高原人的事，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我们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回来以后我就想，我要把这件事告诉香港市民，推动这件事，而且它可以启发年轻的香港人，要有理想，要让他们接触杨欣的世界，像杨欣那样活着。”

    “地球之友”决定承建第二座保护站———唐古拉站，它将建于沱沱河与唐古拉山口之间海拔4800米的高原上，它是四个站中海拔最高的，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环境保护站；它又是投资力度最强的，总投资额约240万港币，其中包括一个由海内外科学家参与设计的价值5万美元的高原能源系统，充分利用高原特有的风能和太阳能为保护站提供能源。这个站建成后，将成为海内外科学家研究冰川、研究世界气候变暖的重要站点。

    唐古拉站将于今年8月建成。

    吴方笑薇很动情地对我说：“看见杨欣这样的年轻人，有这么美丽的世界观，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美丽，这个世界有了他们就永远会有希望。”

    在每一所大学的演讲，总是能引起同一种结果———要求参加志愿者队伍的人数一再突破计划。梁先生说，不行，上去的人必须严格限定，不然吃的住的都成问题，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学生们说，没关系，我们自己能解决，不需要杨欣为我们负责，我们只要求去建站。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接到了杨欣的电话，从高原上打来的。他与治多西部工委的同志们一起进可可西里，参加了岁末年初的反偷猎斗争。在可可西里腹地巡逻一个月，并没有看到几个偷猎分子，看来保护工作起作用了。

    他说可可西里真冷，白天的温度也在零下40多度，保护站派上用场了，可保护站里也冷，没有钱买足够的燃料，零下28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