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岁的张宁此刻就坐在我对面。

    和被采访的普通百姓一样，张宁有问必答，但没问到的事，一句也不多说。谈话有点像挤牙膏。

    他有一张特别的面孔：高鼻深目，头发从远处看是黑色的，但阳光下它泛出浅浅的褐色，和眼睛很相配。这张脸看上去很难教人忽略。

    是卡莫亚提（Edward J．Komyati）让我注意到他的。

    那是去年8月的一天。南京“8·14抗日空战60周年纪念会”。

    北京航空联谊会组织的祭奠队伍沿着长长的石阶缓缓行进，他们正走向一方高耸的双尖碑——南京航空烈士纪念碑。双尖碑后面是一片呈扇形排开的黑色大理石墓碑群。那是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中外空军将士阵亡名单，密密麻麻刻了3000多个名字。

    卡莫亚提苍老的手指轻轻地划过墓碑上那些英文名字。半个世纪以前，这个退役的美国空军上校还是个20出头的小伙儿，正驾驶运输机在印度至中国的航线上飞行。他们的任务之一是为当时援华的美国“飞虎队”运送战略物资。战争中，超过2000名美国人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

    这时，张宁在墓碑前徘徊。他不知道哪个名字是他父亲。

    突然，卡莫亚提的目光在张宁的脸上停住了。他疾步上前，大声说：“Are you an american（你是美国人）？”

    张宁点点头，又摇摇头。

    他听不懂。

    我把卡莫亚提的询问翻译给张宁，他的眼睛登时一亮。但随即，这道亮光黯淡下去。他低下头。

    张宁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他：自己不仅和牺牲的父亲从未谋面，甚至连父亲的姓名都叫不出来。他仅仅知道父亲是美国援华空军，即“飞虎队”的飞行员，1945年在空战中阵亡；母亲是美国空军随军护士，在他出生后回国。张宁被留在了中国。

    来南京之前，妻子安慰他：只要在碑上找到1945年牺牲的美国人，就和名字合张影，献束花。

二十多岁时的张宁

    卡莫亚提静静地听着我翻译，他紧紧握住了张宁的手。张宁一下子红了眼圈，他转过身来问我：你帮我问问他，我还有没有可能在美国找到母亲？她要活着，该是七八十岁的人了。

    纪念活动结束之前，张宁托我把自己20岁时的一张照片交给卡莫亚提，并让我转告他：父亲牺牲时也是20多岁，希望这张与父亲同龄的照片能唤起美国母亲的记忆。

    说服张宁再次接受采访花了点力气。张宁说：“反正就是那点事，在南京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他说，干嘛要让别人知道这事儿。

    我劝他说，知道的人多了，找到母亲的希望不就更大了吗？张宁不吱声，想了想说：你来的时候打个电话，我去接你。

    张宁的家在北京十里堡的一幢旧楼房里。三居室是老格局的，搁上多年生活的物什，空间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聊了快一个小时，张宁说的果然还是“那点事”。我不甘心，提出要看他幼时的照片。

    往事终于从那叠老照片上一点点流淌下来。

四岁时的张宁

    有一张4岁的生日照：幼年张宁的身边围了一群给他过生日的小孩，一条大牧羊犬趴在他的脚边。照片的背景是一个依稀可见的洋楼的轮廓。

    张宁是在13岁那年发现了自己的身世秘密。

    那天，他无意中翻了父亲张志和写的自传。一眼看见“宁儿是从外面抱来的”，他的眼泪涌了出来。他找到母亲：“妈，我不是你们家的？”

    母亲一把搂住了他……

    1945年。

    端午节过后，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72号的张公馆内鞭炮齐鸣，一辆黑色的轿车徐徐停下。车上走下几个人，其中一位妇女怀抱着一个金发婴儿。

    这个洋娃娃就是张宁。

    怀抱张宁的那位女士叫江勤先，是此事目前惟一健在的知情人。去年，张宁的儿子张昶曾去成都看望江，老人一眼就认出了他。

张宁和他的养父母

    江勤先是在当年董秉奇医生的私立医院里见到张宁的生母的。“这位从中国战场回到后方的美军护士不久将要分娩。听说她和孩子的生父已决定在那次空战后回美国休假，但他却牺牲了。”老人回忆说：据董大夫说，她想把孩子托付给一户殷实可靠的中国人家收养，并希望孩子将来能受到大学教育。此外没提任何其他要求。

    董大夫与张宁的养父张志和是朋友。张志和于1927年革命低潮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公开身分是地方绅士。董与江勤先及张家约定，若生女儿，由江抚养；生男孩，则由张家抚养。

    “她生下的男孩长得很像她。”江说。

    1937年九、十月间，张志和由李一氓陪同去延安见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要他利用和川康上层军政人士的特殊关系，做争取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的工作。张家所在的陕西街72号，当时就曾是许多革命者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张宁淡淡地说：“记得家里有花园、网球场、门房、果园，出入有车。生活应该是不错的。”过了一会儿，他又翻箱倒柜地找出两个红绸本子，摩挲了半天才递给我。

    那是两份任命书。一份是毛泽东主席1950年6月28日签署的“张志和为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另一份是周恩来总理1951年5月18日签署的“张志和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

    张宁6岁时随父母从四川来到北京。

    他进了一所以民主党派人士子女居多的寄宿小学——香山慈幼院。“上学有校车接，每周还能看一次电影。”张宁说：“搁现在，就是贵族学校了。”

    那会儿，张宁的父亲是在中南海上班的7级干部，他们一家人都揣着中南海的出入证。有一年，张宁随父亲在怀仁堂参加春节晚会，还远远地见过毛主席。“当时一块儿玩耍的小朋友，现在好多人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但很快就到了1957年。父亲被定为“右派”，降职降薪。此后第二年，张宁粗略知晓了自己的身世。1959年，父亲被遣送回四川，张宁开始了和养母相依为命的生活。

    有一天，张宁得了急性阑尾炎，母亲叫了辆人力车送他上医院。“自己年过半百，却追着车跑了一路。”张宁说：还有一次，我爬到院里一棵高树上玩，母亲一见脸就白了。她柔声唤我下来，但我一着地就挨了一顿狠打。给我上药时，母亲哭了，说，小弟（张宁的小名），你要有个好歹，妈如何对得起人家的托付啊。“她对我的感情跟一般母子不太一样，她一直觉得自己有双重责任。”

    尽管母亲百般呵护，但因为父亲的问题，16岁的张宁初中一毕业就被学校分进了北京灯泡厂的熔解车间当工人。熔解炉的温度是摄氏1300度。每上一个班，张宁要先将两吨煤拉到锅炉前，隔15分钟往炉里添加一次。还要收拾炉灰，一天的劳动量得好几吨。张宁说：“加煤的铁杆子有手腕粗，开始抬不起来，手直哆嗦。”

    我说：“你当时很痛苦吧？”

    “我想，家里倒了霉，就认命吧。”张宁说。

    但灯泡厂却意外成就了张宁的爱情。

    提起妻子丁淇，张宁说话利索多了。“人家根红苗正，我是黑五类。能看上我，就凭这个，对她一辈子好。”

    工作以后，张宁私下里拜师学唱京剧，跑北海吼过1年的嗓子。在厂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张宁演男主角，一个戏校女孩则总演女主角：他演李玉和，她就演铁梅；他演刁得一，她就演阿庆嫂。

    这个演对手戏的女孩就是丁淇。

    “交朋友那会儿，我是厂里红卫兵的头儿，特红。”丁淇说：“因为出身太悬殊，没人想到我们会恋爱。直到两人结婚的时候，大伙儿才大吃一惊。”

    “那你怎么会和张宁走到一起呢？”我问丁淇。

    “因为都爱唱戏，我们特谈得来。张宁人极老实，又特有才华。我还是戏校出来的呢，可无论唱腔、乐理、音律都不如他。”

    第二次到张宁家时，当着他们的女儿张萦加的面，我提出想看看张宁当时写给丁淇的情诗。我很纳闷：这两个太不同的人那会儿是怎么沟通的？

    萦加一听就嚷起来，死活要跟张宁进屋去找：“我怎么不知道！爸您都给藏哪儿了？”没多会儿，张宁提着几张发黄的宣纸出来了，脸通红，边走边跟女儿说：“现在知道你爸学问大了吧。”

    一直在说话的丁淇盯着宣纸上的毛笔草书发愣。萦加问：“妈你那会儿看得懂吗？”丁淇回过神来，说：“半猜半看呗，反正是特激动。”她看看张宁，说：你也不给人讲讲？张宁推了半天，最后一股脑儿都递给我，让我看不明白再问他。

    有几首诗我印象比较深。一首是张宁在1967年为丁淇20岁生日写的《别岁》，感叹知音难求。“问岁安所之，远在天一涯。已逐东流水，赴海归天时。当路谁知假，知音世所稀。努力尽今夕，少年谁知己。”

    另一首诗是张宁向丁淇表明心意的：“腊梅独在南国放，更喜塞北大牡丹。”丁淇解释说，当时有一南京美女喜欢张宁，而诗中所说的“塞北大牡丹”，指的是丁淇。

    张萦加在旁边跟我感慨：“小时候看小说，都是特别漂亮的女的找特别漂亮的男的。那会儿我们班的同学还问我呢，说你爸怎么找了你妈啊？”

    张宁瞪了女儿一眼，说：“嗯，这话你妈不爱听。”

    我第一次见丁淇是在北郊市场她开的一家小五金店里。她穿了一套工装，头发随便地往后一挽，浓眉大眼，看上去很泼辣。

    丁淇给自己点了根烟：“我和张宁的性格刚好相反，他特别细腻，我有点男性化。我们家是女主外，男主内。”

    “我们俩这一辈子都不容易。两人都是4个父母，命运比较相似。”丁淇说，她原姓马，从小过继给本该叫“三姨”的丁家。

    和张宁谈恋爱以后，丁淇的压力很大。丁淇的养母是街道革委会主任，一心希望女儿能嫁革命军人。丁淇说：“我父母特反感张宁，因为他长相特殊，我妈骂我是里通外国。他每次去我家，父母不是骂就是轰，连顿饭都没吃过。”

    结婚的事是张宁提出来的。他对丁淇说：这辈子能认识你，是我挺大一个福分。丁淇说：“张宁一直都挺自卑，他能说出这话来我特感动。”

    但因为父母的坚决反对，结婚时，丁淇连户口本都没从家拿出来。结婚前一天晚上，她带着平时上班背的小包（里面装着一把梳子和张宁写给她的诗）到女同学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她们一起乘公共汽车到了张宁家。

    3天后，丁淇和张宁提着点心回娘家，结果门儿没进父母就把点心扔张宁脸上了。丁淇拉着张宁就走，之后3年再没回过娘家。

    后来，父母找到厂里，劝丁淇回家。丁淇就让父母当着领导保证，以后要对张宁好。丁淇说：张宁够不幸的了，我不能让你们这么欺负他！“以后我父母对张宁比对我还好，反倒说我脾气大。后来我爸病了，张宁给他洗澡、剪指甲、喂饭。我爸说，他这辈子没对不起过人，就对不起张宁。”

    “他父亲被打倒了，厂里的人不歧视他吗？”我问。

    “按说当时是会歧视，可厂里的男女老少谁都说他好。他那么普通，比一般人还要踏实，别人干嘛还要歧视他？”

    “当时没人怀疑他是外国人吗？”

    “我觉得有好多人怀疑，可谁都不说出来。张宁已经是最底层的工人了，谁还忍心再给他添事儿呢。”

    结婚前，关于张家的事，丁淇就知道一点：他爸是右派。“那会儿都知道右派是反党反人民的，所以我对他爸的印象特不好。”丁淇说，后来他爸回北京养病，和我们住一块儿。每天下班回家，我都见他在窗跟前那儿读马列。他眼睛不好，书凑得特近，那样子恨不得把书吃了。我跟张宁说，你爸这样儿可不太像右派。

    “我那会儿是学毛选的积极分子，老四处做报告。我曾经偷看过张宁他爸写的学马列的心得，我比他差太远了。后来我做报告的好些东西都是从他爸那儿抄的，现在也没敢告诉张宁。”丁淇说：“张宁他爸一生都特别遵守国家制度，走路肯定是走人行横道，可他最后就是在人行横道线里让车撞死了。”

    出事那天刚好是张宁父亲的82岁生日。中午，他对老伴说，孩子们都忙，咱们自己买点面条庆贺吧。然后出去就再没回来。

    4年后，张宁的父亲被平反。1981年，骨灰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说完这些，张宁变得异常沉默。

    “你觉得你的性格更像谁？你爸还是你妈？”

    “更像老爷子吧。他老说，身外之物没必要去争。”

    张宁的母亲去世前，曾召集全家吃饭。她倒了两杯酒，让丁淇跟她喝：“有件事我放心不下；我没能帮小弟把生母找到。小弟这辈子很可怜，你以后就不要再跟他嚷嚷了。”

    “我这人脾气急，以前老跟张宁嚷。但从婆婆去世后，我就再没和他吵过架。生气的时候，就穿上衣服，自个儿出去溜马路。”丁淇说。

    我问丁淇；“张宁的长相对你们的生活有影响吗？”

    “出尽了洋相。”丁淇说，有一次我们背着相机去北大玩，红卫兵把他逮着了，说有外国人在照大字报。去八达岭，解放军把他给拦住，说外国人不让进。

    20多岁的时候，导演凌子风请张宁扮演电影《李四光》里的一个外国专家。当时北影开了个证明，让他去烫头。他不敢去，让丁淇陪着。烫完发出来，一路上好多人看他。他捅捅妻子，说：我要真是外国人也没什么不好，啊？

    丁淇说：“《李四光》里面他的镜头本来挺多的，后来被删掉了不少。导演说他演得不像。”说，“你的脸一看就是西欧人，可行为做派，标准的北京人。”

    张宁的儿子张昶生下来的时候，眼睛特大，皮肤特白，不像中国孩子。护士医生都跑来看，问丁淇：“您爱人是哪国人？”她说，中国人啊。

    儿子长得像爸爸，打小的外号都跟张宁一样——“小黄毛”。可一家人出去，张宁老躲在一边。乘公共汽车，丁淇抱孩子在前门上，张宁就在后门上。如果孩子在大街上叫他爸爸，他就不理，脸通红。丁淇说，张宁最不喜欢人家盯着他的脸看，现在买东西都还是，拿了就走，连头都不抬。

    “现在的孩子，人叫他黄毛他一点无所谓。哪像我们那会儿，最怕就是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藏着掖着的，怎么土就怎么打扮。”张宁说。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带了3个孩子。”丁淇说：张宁做事我老不放心，老怕别人欺负他。他太善良。

    张宁从进厂的第一天起就在最艰苦的熔解车间干，到去年待岗在家，干了整36年。一块儿进厂的家里倒了霉的干部子弟、后来进厂的干部子弟，一个个都调走了。“论级别，这些人没一个比我们家老爷子高。”张宁说：“可他们显摆的那劲儿，我偏看不上。”

    在厂里，别人聊天说闲话的时候，张宁总是坐在一边看书。这几十年来，张宁带过不少徒弟，但没一个留下来的，都嫌这活儿苦。他现在算待岗，多少也因为这活儿没人接班。

    厂里领导看重张宁，曾让他当过小头儿。结果他干活儿更多，分给自个儿的奖金更少。最后还是辞了官，他觉得自己就不是那块料。张宁难得发次火。一发火，领导能拿到会上去说：你们把张宁这样的人都惹急了，还要怎么样？

    在张宁的车间，每年都得修炉。修炉人必须穿着石棉衣服进入炉内，通常口里含着人丹，后面跟着医务人员，不到一分钟就得出来。有一次，张宁的眉毛让火烧了，母亲看见伤，才知道儿子干着那么苦的活，落了泪。后来她跟一个作领导的朋友聊及此事。没想第二天，厂里的领导就让他以后别修炉了，同时又忍不住问：你认识局里谁呀？

    张宁说，那算是他最显摆的一次了。可说归说，炉他还是接着修。

    年轻时，张宁怕别人看他，从不上自由市场。现在待岗，家务归他管，但买东西老是上当。有一次，他10块钱买了6双袜子，回家打开一看都不能穿。丁淇埋怨他，他说：人家叫我大哥大哥的，不买不合适啊。

    天天买菜，自由市场的人都知道张宁爱吃辣椒。有人见他就说：大哥，这是我特意给您摘的辣椒。张宁说，那就来1斤吧。人家说，这10斤都是特意为您摘的。张宁真就把10斤都买回来了。

    “他呀，说不醒，下次指不定又犯什么错呢。”丁淇说：“我老说，他好像不是这地球上的人，处世方式怎么老和别人不一样呢。”

    原先的工厂被卖掉了，厂里下岗了1000多人。张宁每月拿360元的待岗工资。他跟丁淇开玩笑，说这辈子就吃定你了。

    “那么多年，你就没想过要换个单位吗？”我问他。

    “打13岁老爷子成右派起，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渐渐地就体会尽了。”张宁说，有一次，他在厂门口遇见一个从前常来家玩的熟人。听说我当工人，人家眼里就露出轻视：挺脏的吧？你找找某某人，让他给你换个工作。

    “可能是从小就有的这种自卑感，我从不愿意求人。”张宁说：“老爷子死了，人情也就不在了。后来我就想，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当多大的官我也不理你。我就自命清高。”

    “结婚以后，张宁去哪儿出差都拿回四个字来：难得糊涂。”丁淇说，这么多年，我也渐渐明白了他心里的痛苦。他的性格跟家里这些年的遭遇连着，只能是与世无争的。

    丁淇本来在厂里干销售，因为能干，朋友又多，后来就出来自己开店。“开头生意还好，现在到处都在卖假冒伪劣产品，我不愿这么蒙别人，买卖就越来越难做了。”

    我说：怎么不让张宁来帮帮你忙？

    丁淇说：来过，没说几句话就把自己的底价亮给人家了。让他在里间呆着，又忍不住要跑出来帮顾客说话。我让他别来了。

    后来，丁淇又给我讲了几个她追款的故事。全是斗智斗勇的，对一个女人更是不易。我问她，张宁知道这些吗？

    丁淇说：不知道，告诉他他就往心里去。我本来就是穷人家的孩子，辛苦点没什么，就希望张宁能过上幸福的晚年。张宁从屋里出来听见后半句话，说：我现在就挺幸福的呀。

    “真的，好多有身份的家庭不定能有我们幸福呢。”丁淇说：我家两个孩子都非常吃苦能干，女儿特有准主意，像我；儿子对感情特专一，这像张宁。我很欣慰。儿子在一个剧组做灯光师，前几天导演打电话来家，说，你们儿子干活太拼命，让他以后别老替别人干活。你想，我哪能这么教育孩子啊。导演这么说，我心里就放心了，说明孩子在外面没有偷奸耍滑。”

    “我最喜欢过年过节，一家人都回来，热热闹闹的。一冷清下来，张宁脑子里准想事儿。”丁淇说。

    “找母亲这事儿，我帮过张宁。那时候我抱着儿子张昶出去，人家都说我是保姆，没一个人说我是她妈。后来我就怀疑张宁的父母不是亲生的。问张宁好多次，张宁才说了实情。我从来没见过他神色那么深沉过。他说：我的父母、姐姐对我那么好，此事不宜张扬。可我还是私下写了个材料给北京市公安局，但人家说线索太少，没法找。后来我又托了一个在美国使馆教中文的邻居帮忙找，可是没多久这人也被打倒了。”

    在张宁家，有一首歌是不让放的——《别问我是谁》。这歌从别人家飘进来，他就心神不宁。很久以前，家人、朋友劝过张宁找妈妈，张宁拗拗地，说：她不找我，我也不找她。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奶奶辗转听说张宁的生母在加拿大打听过张宁，就让孙女改名张萦加。萦，是怀念、萦绕之意。

    人过40，有一次张宁照镜子，蓦地呆住了：一头黄发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全黑了，眼珠的颜色也越来越深。“黑发曾经是我年轻时梦寐以求的，但那一刻，我心头涌起的却是一种脚踩不着地般的茫然和失落。”张宁说。

    去年，张宁以烈属身份加入北京航空联谊会。丁淇说：“我能看出来，这次他真的觉得能有点眉目了。他有时候坐着发呆，就是在琢磨这事呢。航联会的人跟他说，你们的线索不清楚，我们只能慢慢找。我特着急，直统统地说：您可别慢慢的。你们可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要有个闪失，我们家张宁不就没戏了。”依着张宁的性格，他也不会有什么奢望，无非就是把根找到了。”丁淇说：“张宁这一辈子，是人往低处走。可他人真是极聪明，学什么都精。好多有学问的人都说，张宁是个难得的人才。可他偏连大学都没上了。”

    从前学的英语已经忘光了，张宁现在又开始捡起英语书来“入门”。他家的书架上新添了几本关于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书，他说，得赶紧了解了解这个国家了。

    张宁拿出一张从博物馆复印出来的照片给我看，让我看看当年那“一批新到中国的美国空军护士”里，谁像他妈妈。我指了一个。张宁摇摇头，说，你再看看这个。他又拿出一张自己的照片，对照着让我看：“你看这眼睛、这鼻子……像不像？像不像？”

    那是一个非常美丽温柔的女护士。

    看着张宁的脸都快贴到那张复印纸上，我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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